“自然灾害、偶然事故、公共卫生、社会治安等突发事件，以及经济安全、社会动荡、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等各种危机，都有可能成为城市在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而事实上中国各大城市都不同程度存在着危机意识淡薄、安全建设投入不足、群众发动不力、机制不灵等的问题。”

　　在日前由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联合主办的“2009城市国际化论坛”上，首都经贸大学校长文魁作上述表示。

　　“这样的研讨，不仅对北京有现实意义，而且有利于帮助日益卷入国际化进程中的其他中国城市面对和解决城市安全方面的诸多难题。”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史秋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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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孟祥青认为，我国城市危机预警系统大多数还都偏向于自然灾害，而对于社会经济方面的危机预警工作还是相对滞后。同时，我国各地区重视的仍是危机后的处置措施，危机预警的预防功能常常被忽视。

　　首都经贸大学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教授吕淑然提出，地下空间的开发和尺度必须留有余地，要有提前设想，可以分布实施。比如，从最初的设计就考虑保证空气的质量，保持贯通和统一。平时人们可以生活，非常时期又起到避灾、防灾作用。“如果现在不考虑地下的发展和要求的话，今后再想实施，投入预计要多三到四倍。”

　　北京广电传媒集团副董事长李湛军认为，中国转型时期危机的特点，一是频次增加，二是规模变大，三是暴力性加强，四是波动方式多元，五是国际化程度提高。

　　李湛军特别提到，需要对市民恐怖和愤怒情绪进行心理疏导。在大城市，危机会造成巨大的恐慌，甚至愤怒的心态，如果得不到及时疏导，会发酵成更大的“恐慌流”或者“愤怒流”，将会妨碍政府救援行动的实施，可能会扩大事态，引发骚乱，酿成更大的城市危机。

　　怎样帮助民众减少恐慌或者愤怒的情绪，建立权威公众的沟通渠道？加拿大国际公共参与协会理事会主席 Leo Dillman提出，让信息透明、公开、尽快地传达到公众，要把官方的特别是技术专家的信息尽快发送出去。

　　首都经贸大学党委书记柯文进表示：“这次会上的一个理论，可能就是明天一个惠及大众的政策、法律。今天一个建议，明天就可能真的阻止一次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